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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琴爱好者，读到戴冰《琴记》一文（见2009年12月21日《文汇报·笔会》），自然是欣喜的。文中提到的关崇煌先生，多年前就读过他回忆父亲关恩楫（仲航）的文章《琴声悠悠思慈父》，有些描述是完全可以对应的。比如这一段： 记得第一次陪妻子携琴去关先生家拜师，在琴房的墙上看到一帧一尺见方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两人隔一木桌面向镜头而坐，一是着长衫马褂的中年华人，微胖，一是西装革履的西洋人，桌上横放一张古琴。关先生介绍，绅士模样的中国人即他的父亲关仲航，洋人则是当年荷兰驻华大使；大使喜好中国文化，欲拜一古琴名家为师，但辗转多人，都不满意，最后才决定拜他父亲为师，理由极有趣：因为他父亲弹古琴，经得起西洋节拍器的考验——原来大使每见一人，即求一曲复弹三遍，同时掏出一架节拍器置于一旁，验证节奏是否一致…… 从关崇煌先生的文章，则可知那位“洋人”，即是鼎鼎大名的汉学家高罗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荷兰驻中国大使高罗佩先生为了学习中国古琴，几择其师，最后找到父亲，请求当面演奏一曲《平沙落雁》。父亲端坐雅室，手抚七弦，琴声古朴苍劲、跌宕徐疾……琴曲演奏完毕，高罗佩又请父亲重新弹了一遍。原来，高罗佩在暗中使用节拍器测试两次演奏的节律。当他发现分毫不差时，不禁为父亲的艺术造诣所折服，最终决定拜父亲为师。此事在当时的北京琴界传为了美谈。 戴冰文中提到的照片，我有幸在杂志上见过，好像高罗佩的英文传记中也有。不过，这里一再说高罗佩是“荷兰驻华大使”、“ 荷兰驻中国大使”，应该是出于关崇煌先生的误记。20世纪30年代高氏到中国来访师学琴时，他还是荷兰驻日本大使馆的译员，或曰秘书。1943年他来到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担任的也是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他才先后担任荷兰驻黎巴嫩全权代表、驻马来西亚大使、驻日大使。但很遗憾，他从来没在最热爱的中国以大使的身份登场。 只要说起高罗佩，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多半会想起他的《狄公案》系列小说以及《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等性学研究著作，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房间要布置成明代式样，太太要娶中国人，写中国旧诗，用毛笔著述。不仅如此，词人卢前还回忆说，高罗佩和他聊天，常常说：“在我们汉朝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看高罗佩自己写的文章，也不时可见“吾华”如何如何，的确是相当可爱的。他的古琴造诣，1945年与他见面的古琴家张子谦先生也说过： 高君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于无所不知，洵足惊异。 在这次见面之前的1937—1941年间，高罗佩已经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绝大部分古琴学术著述：英文著作《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嵇康和他的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中文著作《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的资料部分以及英文论文《中国古琴在日本》（The Chinese Lute in Japan）、《作为古董的琴》（The Lute as an Antique）、《琴铭之研究》。1943年到中国任职后，他接触到了更多的琴人。因此，“能操八九曲”固属不易，“对于琴学一切，几于无所不知”才让张子谦他们“洵足惊异”。 1968年学者饶宗颐得了这位琴友的死讯，为赋《高阳台》词，另一位香港古琴家、2008年以103岁高龄去世的蔡德允女史也有唱和： 水带愁长，山萦梦远，骎骎几度飞葭。旧地琴尊，怎知今落谁家。星期月约都陈迹，更重重雾掩云遮。记当年，泛棹南来，雨细风斜。 冰弦独抚怜清响，喜灯传客语，韵逸《平沙》。见说天风（高先生在蜀有天风琴社），娥眉曾占清华。谁知一曲《阳关》复，骤星沉、泪洒天涯。问何堪，寥落琴坛，秋月春花。 1968年，中国内地“文革”方兴未艾，香港六七暴动尘埃甫定，这时候偏偏失去了一位深深浸淫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友人，面对“寥落琴坛”的“秋月春花”，那一声“旧地琴尊，怎知今落谁家”，当真是动人！ 高罗佩诞生于1910年8月，再过些时，就赶上他诞辰一百周年了。这位早已走入历史的传奇人物，算下来离我们也不是多遥远。 戴文中有一个小误：“1956年曾与北京古琴研究会及北京音乐学院研究所的专家研讨古琴的源流及技法，中国古琴学会将其所弹《水仙》及自谱的《归去来辞》、《平沙落雁》录制保存”——中国古琴学会是最近几年才成立的。当时是査阜西先生领导的古琴采访小组到各地走访录音，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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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9 15:5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