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成公亮论诸城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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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家张育瑾和山东诸城琴派－成公亮     早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山东诸城就有了两位影响较大的古琴家，一位县王雩门（字冷泉．别号昙花子）。一位是王溥长（字既甫）。有关他们的渊源情况，只知道王雩门宗金陵派，王溥长宗虞山派。至于这两个长江下游南岸的古琴流派何时传来山东，就无从查考了。在这两个古琴家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授系统。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王溥长的儿子王心源的琴艺大大超过了他的父亲，成为出色的古琴家，在当时的齐鲁琴坛上，他与王雩门（冷泉）被称为“诸城二王”。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王心源的学生、杰出的古琴家王露（字心葵、号雨帆），这时又有“诸城三王”之说。经过半个世纪的教学活动，两个传授系统中都已有了大量的传人，诸城琴派的别致风格、独有曲操都已形成了。在王露的演奏和教学中，也开始体现了两个传授系统合流的趋向。学琴、造琴及琴人雅集蔚然成风。这时，可以说正是诸城琴派的兴旺发达阶段。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时期，民族意识的抬头，使得国内一些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们对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古琴音乐有了一定的重视。1911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将诸城琴派中杰出的演奏家王宾鲁（学燕卿，王雩门的学生）介绍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古琴．王宾鲁在南京教琴达十年之久（最后客死在那里），培养出很多学生，其中出色的有徐卓（字立荪）、邵大苏、孙宗彭等。他不仅对诸城派的琴曲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还创立了更为接近民间的、通俗的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梅庵”派（后人以他授琴之所“梅庵”命名）。梅庵派实际上是诸城派的一个支流。王宾鲁去世后，由他的门人徐卓、邵大苏将王的残稿《龙吟观琴谱》整理编纂成《梅庵琴谱》（1931年刊印）。由于王宾鲁的传人众多（包括徐卓以后的再传弟子）和《梅庵琴谱》的刊印（59年由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重印一次，香港亦翻印过一次），作为诸城琴派的这一支流，在今国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在山东的诸城派本身。     1919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的推荐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诸城派古琴家王露请至北京大学担任古乐导师。王露是王心源最得意的学生，也是当时北派琵琶的代表人物，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学习西洋音乐六年并得学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德音琴社并传授琴艺，他在当时我国琴坛上的声望是很高的。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写的有关中国古典音乐的理论文章和辑订的部分古琴谱、琵琶谱，都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期刊《音乐杂志》上。可惜这位精通中外、博学多才的音乐家，在北京大学只工作了两年便病故了，年仅四十四岁。     随着王宾鲁的南下和王露的北去．山东诸城派古琴自本世纪初开始流向全国．对我国近现代琴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山东，由王心源的学生王露、儿子王熙麟（字秀南）教出的一代琴人中，知名的有詹智睿（字澂秋）、李华萱、王生香、张育瑾、王凤襄多人，现仅王凤襄同志一人了。再下一代琴人还有一些，但并没有能全面掌握这一派艺术的传人，这也正是张育瑾同志晚年耿耿于心的事情。     近百年来．我国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和长期内乱的年代。有关诸城琴派的资料和物器是很少留世的。据王凤襄同志回忆，早年家中有琴，有筝，有瑟，藏琴多达二十多床。到解放时，仅剩下两床古琴和一个筝了。只是祖传的手抄本《桐荫山馆琴谱》由于他们二人的悉心保管才免于在多年战乱中散失。     解放后。张育瑾同志毅然担当起为这个琴派立传的重任。他奔波于济南青岛等地，寻亲访友，核对材料。又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写成了论文“山东诸城古琴”，发表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音乐刊物《音乐研究》上（1959年第3期）．这篇论文，对诸城琴派的渊源、立调体系、琴家琴谱情况、独有曲操和传授系统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和论述，可以说是研究我国近现代琴史的重要文献。二十多年来，一些国内外古琴专著或文章中有关山东诸城琴派的介绍，几乎无例外的引用了张育瑾同志这篇论文中的材料和观点。     《桐荫山馆琴谱》是诸城琴派最重要的琴谱。它是由王溥长（字既甫）——王作祯（字心源）——王熙麟（字秀南）祖孙三代传下来的（到王凤襄时已是第四代了）。《桐荫山馆琴谱》收录了十五首琴曲，是诸城古琴最早的曲子，后来的《琴律正律》、《玉鹤轩琴谱》、《梅庵琴谱》等诸城派琴谱中的部分曲子，都来源于此。这部琴谱在历代传授过程中辗转抄录，并无刻本。     解放后，张育瑾，王凤襄同志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整理了这部琴谱。可贵的是在只有左右手指法而没有精确节奏的古琴“减字谱”上，增加了一行简谱，这样，这部“有节奏”的古谱，更多地保存了诸城古琴的本来面目，大大提高了这部祖传古的学术价值。     1960年4月，《桐荫山馆琴谱》由北京古琴研究会油印100册，这部珍贵的手抄谱终于有了自己的刊本，有了传世的保证。1980年4月，《桐荫山馆琴谱》又由青岛市文联、市文化局重新油印一次，重印本的文字说明部分略有修改（但这次重印中核对较仓促，曲操部分不如60年印本准确）。     另一部诸城琴派的重要琴谱《琴谱正律》是1877年左右去世的王雩门先生生前辑订的。这是一部早已散失了的手抄本琴谱，它所收集的琴曲部分来自《五知斋琴谱》（清代康熙间徐祺所辑），部分来自《桐荫山馆琴谱》》、其中部分曲子曾经王雩门先生加工过、1961年春，在山东诸城农校张浩同志处发现一抄本，但曲子不全。同年冬天，在济南詹澂秋先生（王露弟子）的旧书箱中发现了王雩门先生亲笔抄写的全部《琴港正律》（共上下两本），当时正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古琴的张育瑾同志深知这部琴谱对研究诸城琴派渊源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琴谱正律》重新发现后，他立即设法安排了这部琴谱的刻印工作。1962年4月，这部珍贵的琴话已工整地刻印成册，共油印五十本。张育瑾同志对事业的热忱和实干精神，终于使这部珍贵的资料免于失传。     对于古琴事业，张育瑾同志是个有心人。他每次去外地出差，总不忘琴访，他生前与我国著名古琴家查自西先生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与下一辈青年琴家李祥霆、龚荣生等也常通过书信研究琴学，每逢琴人来访交谈。如涉及学术方面，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作些笔录。因此，在他遗留下来的笔记或书信中．就有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或线索，如他通过与一些琴人的交往，了解到近百年来山东境内除诸城一带和济南青岛两大城市外，蓬莱也流传过古琴，得张劲夫下传王杏东（均已故）的线索；潍县也有古琴，得孙仙坡下传张郇丞（现在青岛）、田翔千（现在潍坊）的线索，而我们过去只知道山东聊城有位常往北京的古琴家夏博斋先生（已故）。他在1979年底给山东音协写的古琴工作年终总结材料中，列出了他历年来搜集到的山东现有琴人名单共26人，并尽可能地记下了这些健在琴人的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以上这些，给今后山东古琴事业的恢复发展和研究工作无疑带来很大的方便。     在他的笔记中，还着到他通过与王露的弟子谢毓鹏（现在青岛）的交谈．记下了早期北派琵琶的一些演奏特点和曲目。     作为老一辈的古琴家，张育瑾同志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守旧者，他勇于接受新的事物。有一次他在我家看到我的琴上按了一个新改革的调弦装置，他立即记下式样回去制作；79年10月间，他提出用电子计算机翻译古琴减字谱的设想，并与海洋学院电子计算室的同志多次商谈，如能成功，则可以较快的使大量古谱复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这一设想付诸试验。（近几年来我国有多处音乐工作者不约而向地提出过这一设想，据悉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于今年夏天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严肃、认真，站张育瑾同志的治学态度。关于琴曲《关山月》的渊源调查，又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关山月》是诸城琴派的一首小品。最早传授此曲的王宾鲁先生去南京授琴以后，《关山月》一曲就很快地流传开来，全国古琴界几乎无人不弹。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短小精悍，是非常适合于初学者作为练习的琴曲（古琴历来是没有专门的练习曲的）；也由于它具有古琴曲中少有的那种北方民歌风格吸引着各派琴人。可是这首琴曲曾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汉代就有的鼓角横吹曲中的歌曲，后经唐代诗人李白为之重新填词（其中一首名为《关山月》）而流传至今。熟悉诸城琴派历史的张育瑾同志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通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和查阅资料，终于找到了原谱，弄清了情况，古琴曲《关山月》原来是山东泰安地区民歌《骂情人》，在1901年以后由岑体仁、王宾鲁移植、更名而成的。张育瑾同志就此写了一简文章“《关山月》探源”发表在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的内刊物《琴论缀新》上（1962年第2期）。后来，又易名为“琴曲《关山月》的调查研究”公开发表在不定期刊物《音乐论丛》上（1963年第4期）。     对一首重要的传统乐曲产生年代的错误判断，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推论，造成音乐学学术领域内的概念混乱，张育瑾同志的文章澄清了史实。其学术价值也正在于此，目前《辞海》中音乐部分有关《关山月》的条目，即按张育瑾同志文章的观点编写的。     他历年来写作的论文除《山东诸城古琴》、“《琴曲“关山月”的调查研究》外，还有《琴曲 “广陵散”之研究》（发表在山东音协编的刊物《音乐学习资料》I979年第4期上）、“弦乐泛音之研究”、“三分损益在管律上的矛盾”（均为未完成稿）、“漫谈梅花三弄”（未定稿）；古琴初级教程《古琴入门》（未刊印）和前面提到的与王凤襄同志一起整理编纂的《桐荫山馆琴谱》。从这里可以看到，张育瑾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为古琴的理论研究工作是化费了不少心血的。他的未发表的遗稿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整理，相信里面会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资料。     为了普及古琴音乐，张育瑾同志在1979年底为青岛市电台文艺部撰写了专题音乐节目谈谈古琴。并录制了《阳关三叠》、《关山月》、《长门怨》等古琴曲，我们从对诸城琴派的历史和传授系统的分析，可以认为张育瑾同志所留下的这几首琴曲录音保留了诸城古琴的早期风格。不仅有欣赏价值，同时也是琴学研究中宝贵的音响资料。     诸城琴派在一百多年前形成．到本世纪初是它的兴旺发达阶段，随着王宾鲁的南行和王露的北去，即开古琴教学进入近现代高等学府之先河。由此，这一琴派也逐渐流向全国，它的独有曲操《秋风词》、《关山月》、《长门怨》在二、三十年代就风行全国，各派琴人都爱弹奏，它的琴谱也被多次刊印。至今在全国范围内还可以找到不少诸城琴派的后裔，他们分布在南京、南通、上海、北京、河北、陕西和山东。作为一个古琴的艺术流派，对近现代琴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我国琴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如清末民初爱国的学者们对诸城琴家的推崇），也由于诸城古琴善于吸收民间音乐营养而充满了艺术发展活力的缘故（它因此被一些重雅轻俗的人视为“俚俗”）、近百年来我国琴坛充斥着神秘、复古、保守思想，而这个在僻远的县城里形成发展起来的琴派却相对地较为接近生气勃勃的民间音乐，象王宾鲁这样的演奏家勇于把有碍大雅的小调（即民歌）放在古琴上弹奏，而且在演奏技法和音乐风格上．较之其它琴派，更具有通俗性，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这一琴派得以在全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     到解放前后，在山东，诸城琴派的继承和教学重任实际上落到张育瑾、詹澂秋等一代琴人的肩上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教授的学生，都是以此作为业余雅玩的爱好者和艺术学校的付科学生，其中始终未出现具有专业水平的出色者，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又几乎前功尽弃，在山东已很难找到仍然操缦的琴人了。     79年张育瑾同志来济南参加省音协理事扩大会议后，争取到集中精力搞古琴的机会。他制定了复古琴教学和研究的计划，在得到本单位领导的支持后，他在笔记上兴奋地写下了这样的意愿：从明天起我就要全力以赴完成计划了。这是我一生很大的转折，也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也很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一段。不管怎样，我能在风烛残年中对古琴作最后的贡献了，是个极大的安慰。但愿‘风调雨顺’，一往无阻，他立即物色了学琴的人选，并开始授现但是，一年多后，病魔却无情地中断了他的计划、夺走了他的生命！     面临着诸城琴派在山东后继无人的危机，张育瑾同志的最后几年是在忧虑的心情中渡过的。在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还在尽一切努力来挽救这一局面。直到他在病榻上弥留之际，还伸出干瘦的双臂象抚琴那样晃动着：古琴，还搞不搞哪？！……。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情景啊！     张育瑾同志逝世后，京沪等各地琴人无不为之哀婉．青岛海洋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在花圈、唁电、唁函中，还有他生前的同事、知音和事业的支持者前副省长余修同志从济南寄来的挽诗，挽诗的最后一句是“所幸后继两窈窕”这是指最后向张育瑾同志学琴的两位女青年，现在她们的古琴由王凤襄同志继续教下去，愿她们早日学成以告慰于九泉的张育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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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两窈窕是现在哪两位老师啊？